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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不读野史 对独裁者印象好  

2014-11-24 16:11:4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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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不读野史  对独裁者印象好 - 红色碎片 - 红色碎片
 

2006年3月份蒋介石日记公布之后,研究者纷至沓来。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,人们认为,蒋介石日记的解密,会帮助世人窥视这个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,并从中了解近代中国的变迁。历史学家也希望通过这一经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,自己来记录、还原历史的真实。

  蒋介石日记公布至今已经有六年了,蒋介石日记的研究,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如何?近日,以蒋介石日记研究为依据的《天下得失:蒋介石的人生》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,本书的三位作者———北京大学教授王奇生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、金以林在一起进行了对话。

  本报特约撰稿艾凌

  研究20世纪中国绕不开蒋介石

  王奇生:蒋介石日记发表已经6年,前面几年基本是一个炒作的阶段,日记出来是具有新闻的效应,但是真正从日记出来到研究成果出来是有一个周期,这个周期五至六年很正常。

  汪朝光:研究20世纪中国史蒋介石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。不了解蒋,你肯定就不了解20世纪上半年的中国历史。但真正从学术角度出发,比较厚重的研究还是很缺乏的。因为流行的那些书,说好听一点,属于普及性读物,说不好听连普及性都说不上。

  蒋介石爱读经书对独裁者印象好

  王奇生:这本书可以说几乎每一篇都是创新。我们就是想举一个例子,某一个问题的某一个观点,以前是怎么看的,现在有什么新的看法。你的某一个问题,以前是怎么看的,现在给你颠覆了。

  金以林:书中有一篇文章是我写的,讲1932年的蒋介石。1932年,除了“一二八”沪淞抗战没什么事。蒋1932年的日记我读了三四遍,这一年对他的变化和影响很大。

  1932年以前的蒋,更多的是在追求军权跟党权。他1924年当黄埔军校校长,1927年北伐,1928年北伐,北伐完了就内战,从蒋桂战争到中原大战,一直在忙党内的各种问题,始终没有提到国家政权建设。1932年以后,很有意思的是,他在年初总结他下野的时候有一个观点,就是觉得他跟知识分子很疏远,他要调整跟知识分子的关系。

  1932年后,他系统地找了一批顶尖学者给他讲座———像王世杰,当年是武汉大学的校长;像翁文灏,是清华大学的代理校长。萧一山给他讲清代的政府是怎么做的,教育他去找胡适谈。后来,他把这一批人引入到政府里了。翁文灏最后做到了行政院长。王世杰抗战前做教育部长,抗战中做外交部长。

  以前老说蒋介石跟政学系如何,我个人觉得,让政学系这些人来管理国家,实际上国民党党内反对的力量很多。但是,国民党党内,无论是军事干部还是党务干部,他们管理不了国家。从1932年以后开始,蒋介石开始考虑怎么建国了。

  汪朝光:蒋介石日记对于近代史的研究还是有一些发现。比如说最后一篇的读书史,这填补了一个空白。比如龚育之写的《毛泽东的读书生活》,我觉得确实可以做一个整合性的研究,即20世纪的上半叶,中国领袖在读什么书。

  蒋的读书史,确实要看蒋的日记,否则他读什么书别人不知道,如果回忆录里涉及,可能也没那么完整,但是蒋的日记里有详细的记载,今天看了什么书,看了书之后有什么感想,这样就便于我们做这个研究,我觉得这个是填补空白的。

  再比如说,《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》这篇文章所揭示的蒋个人成长的历史,如果不依靠这个日记,确实很难做出来。

  王奇生:毛泽东喜欢读历史书,蒋介石喜欢读经书。毛泽东是绝对不读经书的,两个人的重点完全不一样。毛泽东尤其喜欢读野史,蒋是绝对不读野史的。

  我原来对蒋读经很不以为然,我觉得读经对他的人生有影响。就是说一个人的权力到了顶点,没有制约,这个时候很容易走极端,很容易为所欲为。但是蒋是在权力没有制约的情况下,最后没有走极端,没有成为希特勒,这跟他读经有很大的关系,他这种修身养性,确实对他个性和行为有影响。

  金以林:我基本不认同蒋读经修身不走极端独裁之路的观点。蒋也想随心所欲、对权力垄断。只是蒋所处的这个环境,他对国民党,对方方面面的权力垄断,远达不到其他人的时代。就像你说的,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,它当然想成为强势独裁,但是他达不到联共的水平。而且蒋也不是说不读史书,相对来讲,他很强调应用性的时候,他也要看史书。

  王奇生:他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读了一些史书,但是完全不能跟毛泽东相比。

  金以林:他对国外图书、海外经验的借助,可能比毛多。1932年他非常认真地读《俾斯麦传》。他在谈到民族独立的时候,读《凯末尔传》,他就觉得无论是俾斯麦也好,凯末尔也好,是他学习的楷模,都面临着民族的危机,怎么解决民族危机,然后怎么国家独立。

  王奇生:蒋对斯大林感觉不错,尤其是抗战时期到1940年代,他觉得最了解他的是斯大林。

  金以林:蒋对独裁者印象都很好,不是说他不想独裁,或者读了经书以后有了自我约束,是他达不到独裁的程度。

  他对谁都不信任日记里骂人无数

  汪朝光:另外,日记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,日记本身又是一个非常主观化的史料,万万不可把日记当成一个真实的历史。

  我举一个例子:近代史研究所的史学家罗尔纲先生,写的《师门五年记》,里面说胡适从北平南下,只有他一个人到火车站去送行。可是余英时先生说,胡适自己就有日记,当天到场的有七八个人。余先生也挺厚道的,他只是指出了这个事实,他并没指责罗先生究竟出于什么目的,说只有一个人去送行,这个显然不完全是记忆的差误。因为七八个人,你总得记住一两个人吧,可见这里面有主观的因素,更别说因为客观的因素,确实就是忘了,这个更是很常有的。

  所以如果我们把日记当成判断一个人行述的唯一标准,一定会受到误导。像日记和回忆录这样的材料,都是不太可靠的。我觉得,回忆录在本质上跟日记有相通之处。

  金以林:前一段总有人争论蒋介石日记的真假。我们研究所去抄了一套,大致下来有500万字。但是问题是,有些事日记没写,比如说“4·12”几乎就一笔带过,包括皖南事变也是。

  汪朝光:蒋介石日记里面也有虚饰、有意歪曲和夸张的一面。

  金以林:但是起码写的内容是真的,心态是真的,只是说你怎么去表达而已。有的时候我也承认,比如蒋第二次下野的时候,他在日记中写到,他渴望自己能下野、解脱,但是这些话毫无疑问跟他当时的心境是不符合的。

  还有一点我个人的体会是,随着地位越来越高,老蒋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感觉,有的时候没人跟他说心里话,他在日记里骂人无数,基本上没骂过的是孙文、宋庆龄。

  王奇生:宋美龄也骂,因为宋美龄会偷看他的日记,所以他不明着写骂,就骂妇女无才便是德,教育也不行,这些都是骂宋美龄的。

  金以林:尤其是抗战以后,没人跟他交流了,他对谁都不信任,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。有的时候,就是这种感情就在日记中的宣泄。

  抗战胜利后,毛泽东去重庆,他在日记里就说我要审判他如何如何。我个人的理解,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情感缺陷。事实上,从他的行动中,毫无任何征兆或实际行动显示,他企图审判毛泽东,或者他跟党内的领袖讨论过这个事,或者做过哪些布置。

 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日记的新闻价值太大,除了新闻价值以外,蒋介石日记本身的价值有限,一定要伴随大量的其他的原始文献,特别是在台湾的国史馆的《蒋中正总统档案》才能得到对史实的印证。实际上,我们可能用的其他的档案数量要远远高于日记本身的数量。像台湾收藏出版的有一套书叫《事略稿本》,从1927年到1949年有80多本。这套书除了有蒋介石日记摘编以外,还有更多的蒋介石收发往来函电。比如胡宗南给他一个电报向他报告一个什么事,然后他给胡宗南的一个回电,谈到这个事应该怎么处理。

 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讲,这些史料的价值远远高于日记。但是,做蒋介石的传记,了解他个人的心路历程,日记能够提供所有其他的档案提供不了的价值。那种“蒋介石的日记改写近代史”的说法,我个人认为完全不成立。

  写日记为留后人看“雪耻”写了几十年

  王奇生:一个国家领导人,面临这么大一个国家,就他一个人操心,多少事情忙不过来,多少事情要思考,他还每天至少花一个小时一丝不苟地写日记,天天写,50多年一以贯之,你说他还有多少时间干正事?

  金以林:从1927年,蒋的地位巩固以后,他写日记很明确的一点是要给后人看的。

  王奇生:所以他这么认真地写日记,就当成一个事业做。

  金以林:他就是要留给后人看的,像“3·20”事件以后他就说,中山舰事件我不解释,等我死后你们看我日记如何。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看了他的日记,觉得蒋介石坚持要抗日,事实上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抗日的这个问题上一直很坚定的。

  王奇生:网民就说了,搞半天他原来在日记里面抗日。

  金以林:但是有一点,我觉得我抄日记的时候,他在日记里以前都在日记头上写一句格言:雪耻。

  在北伐的时候,蒋动不动就谈天下没有太平,何以成家。等到1927年之后要娶宋美龄开始,就一句不谈何以成家的事了。1928年以后他恢复总司令职务开始北伐,从济南“五三惨案”开始,他就写“雪耻”,那是1928年5月。这个“雪耻”一直写到抗战胜利,写了将近20年。

  王奇生:好像到1949年以后还写。但是那个“雪耻”的概念早就不一样了。

  金以林:从济南惨案一直写到1945年抗战胜利,此后有一段时间没写,等到解放战争又开始再写的时候,写得少了。这时,“雪耻”基本上就是雪中共的耻了。

  我抄日记的时候,抄济南战役打王耀武,蒋介石的习惯是每天早晨写前一天的日记,他的日记里都有“朝课”、“晚课”。朝课就是早祈祷。朝课祈祷完了以后说我做了一个梦,上帝说济南一定能守住,他就特高兴,过两天济南王耀武跟他说我能守住,只要援兵到了就行,老蒋说你看上帝这个梦托得好。再过两天济南差不多丢了,王耀武下落不明。蒋介石在日记里又写,上帝托梦给我,说济南安危绝对没问题。隔了一天确实证实济南丢了。他说尽管济南丢了,但是上帝给我的安慰依然永存,主佑中华如何如何。

  蒋介石的这些举止说明,他个人的能力跟毛泽东那种大开大合、不拘小节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三大战役打得翻天覆地的时候,蒋基本上十一点半就寝,或者晚到十二点就寝,毛可以几天几夜不睡,睡的时候谁也不许打扰,包括淮海战役胜利以后。

  信基督出于功利也曾讲人定胜天

  王奇生:蒋介石50年每天日记写上,早上几点起床,晚上几点睡觉,基本上不变,你基本上不变,你写这个干吗?这就证明他想说,我就是一个圣人,我能够这么忙的时候都坚持稳定作息。

  金以林:他也可能就是为了追求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,他要强调这个。

  汪朝光:有的问题确实值得讨论,现在研究非常不够。我们一方面说蒋介石跟毛泽东一样,比较偏爱中国传统文化,比如他很推崇王阳明。但是他在日记里大量引用的是圣经的语言。包括他那个“天佑中华”———抗战的时候,他基本上说的都是“天佑中华”、“主佑中华”。我没有看到过一次菩萨保佑中国,做梦梦见很多都是跟宗教有关的,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值得去研究,他对基督教何以如此沉迷。

  王奇生:他是在抗战以后,尤其是40年代以后才对基督教的信仰虔诚,1937年以前,他基本上就没有信教,本来,他信教就是丈母娘强制的。

  金以林:杨天石老师写过文章,蒋介石信基督教不是丈母娘强迫的,他是自主选择的。

  王奇生:宋美龄跟他结婚之前约法三章。但是日记出来以后证明,不是宋美龄的约法三章,是他丈母娘倪桂珍———这个我太清楚了,因为这段日记是我抄的。

  倪桂珍让他信教,他不想信,就找借口说基督教的理念不熟悉。于是倪给他一本圣经,说给你三个月好好读一读。三个月到了以后,倪就问他,怎么样,信教吧。他不想信,就说我还没读好。推到最后,有一次倪桂珍病了,蒋说这个病他可以治,宋美龄说你怎么治,他说很简单,你马上把牧师叫过来给我施洗,之后告诉她说我已经入教即可。第二天倪桂珍的病就好了。

  金以林:但是我看1930年代他信教以后真的很虔诚。

  王奇生:1930年代谈不上虔诚,1940年代开始有虔诚的迹象。到1943、1944年他不大顺利以后,就开始信教比较厉害了。他得意的时候就不把宗教当回事,不顺的时候是一种心理安慰。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的宗教观念,信什么东西就是功利性的,完全保佑,所以他根本就是要求上帝保佑他。

  金以林:从这点上讲蒋介石不如毛主席,毛主席就讲了人定胜天。

  王奇生:你看的是后面一段,1927、1928、1929年这一段是我抄的。他天天在日记边上写上“人定胜天”,持续写了一两年,因为我抄本的时候不可能把这句话天天抄上去,所以你们看不到。这句话非常的微妙,这充分了反映了五四以后的这一代中国人,知识分子或者精英也好,相信人定胜天的观念。在这一点上,蒋跟毛是相通的,但是很奇怪的是,我发现他连续写了一两年之后,突然之间这个“人定胜天”不说了,后来我觉得跟他信教有关系,他觉得天是上帝,这个“人定胜天”的观念不能再说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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